半夜睡不着，翻身起来听Radiohead最新专辑，整理脑海中纷乱的思绪。今天我得知素未谋面但交谈甚深的一位占星师的抑郁症再度发作了。她说每天脑子都不清楚。我说我爱你，如果需要的话随时找我。她说嗯。
我一直喜欢看她在豆瓣星座小组翻译的星座运程，也会经常看她的微博。从微博看起来，她养了几只猫，还有一条狗，与我的爱好相似，我们都喜欢小动物。
在我还比较痛苦的时候，在柏林，某一天我们通过网络聊了起来。
我向她咨询感情与事业，那时候我犹如困兽，又如走在漆黑隧道里的人，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走完，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看到光明。
我跟她诉说我的迷惘和愤怒，我说我不打算再更新国内的社交网络，因为遇到的傻逼太多了。而太多次的失望让我耗尽了所有的力气与希望。
她说我活的就是我自己，我活得是“样本”。最后她告诉我，她是我的读者，我的书还放在她的书架上呢，而如果她不说的话，我肯定也不会知道。她说不要恐惧，如果跌下来，她会接着我。这番对话令在柏林的我暖心至极，我终于感觉我做的不是无用功了，我不是西西弗斯。
躺在床上想到我们曾经的对话，历历在目犹如眼前。而这个尚未谋面的朋友，现在到底在忍受着什么样的折磨呢？我在柏林的这一年多仅仅是忧郁情绪都已经生不如死，完全无法想象真正的忧郁症所能承受的痛苦。人在痛苦时会失去时间的概念，无法集中精力、健忘，陷入混沌……失去记忆是最可怕的打击吧，不知道她病发后还会不会记得我呢？想到这点我流下了眼泪。我不在乎她忘记我如果她能痊愈，而如果她痊愈了她肯定会记得我。这是个悖论。爱有时候就伴随着伤痛和担忧。这是为我们曾经达成的共同理解所要付出的必要的代价。
随后几天，我回了趟老家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农村老家。我姥姥姥爷家的葡萄架。每年夏天，绿色的藤蔓间总是挂着串串青紫色的葡萄。院子门前的大树间有一个秋千架，我和妹妹总是在上面荡秋千。我总能想起夏天的阳光，透明而富有穿透力，中午时分变得毒辣，配着阵阵停歇的蝉鸣。月季和蔷薇是我最喜欢的花，因为院子里就种着几大蓬粉红色的蔷薇。
我和姥爷一起去山里捡过柴。是生火做饭用的柴禾。
我掐过“辫子”，就是用麦秆编花样儿出来，越长越好，集上有人收，用来做包或者别的东西。
夏夜，我和妈妈还有邻居们躺在村里谁家的门前聊天乘凉，直聊到困了，就睡了。有些人就睡在路边上，有些回家睡。
我和表哥一起去隔壁李家村粘知了。石榴花开得正旺。
我有点喜欢家西头的小哥哥，他比我大一岁，属狗。他妈妈蒸的包子很好吃，有回我去找他，正好他妈妈蒸了包子，他说要给我拿一个，我说好吧。他没想到我这么痛快，用手一点我的脑门“小馋猫，你呀！”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想吃，我是不想拒绝他。
我曾给上坡的大人们送过饭。那是傍晚，黄昏，西边一大片彩霞，我提着篮子，里面是给来不忙回家吃晚饭的大人们的晚饭。
从家里到坡上得走一阵，小时候没有时间概念，只说几里地。大概二里地。走到村后，过了马路，接着爬坡，路过左手边的池塘，顺着弯弯曲曲的路，也就走到地里了。
那个池塘后来干了，只留下一大块凹地。
我老家的地形算是一半平原一半丘陵，起伏不平。三面环山，另外一面是马路，走出去，走很远，就是大海。
小时候觉得很远很远，后来有了车了，修了路了，只要一个多小时，就能从村里开到海边了。
我8､9岁的时候离开村里去北京上学。我上初中的时候，表妹一家从我们家附近的村子搬进了城郊。她管回村叫“回老家”。因此我说的“回老家”指的是从北京回山东，她的“回老家”指的是从那个小城市回村。
我表妹家住得离我们村也大概两里地。我小时候常去她们村，那个村比我们村要穷，路很泥泞。我妹家种了许多果树。我跟着去过他们的菜地，挽着裤腿，吃黄瓜。
我表妹的父亲是我二姨夫，他很黑，脸有点长，一口白牙，是电工。
有个片断我始终忘不了，我们坐在表妹家的炕上，黑白电视机里在放《铁道游击队》，帅气的游击队长唱起“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……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……”革命的乐观和浪漫主义一下子击中了小小的我，我觉得二姨夫就像那帅气的游击队长，乐观且洒脱，我们的生活多么美好！
童年仿佛没有终点，我每天都那么幸福、安全。
这次回老家，一是要给半年前去世的姥姥上坟，二是我需要带着我的孩子回去给亲戚看看。我还想帮二姨一家摘樱桃。其实更多的是我想要度个假，我想念我出生的地方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我必须要回去一趟。
自从出国后，我就再也没回过老家。上一次回是两年前的夏天，带着表妹和她的朋友，开车回去，我们还一起去了海边游泳。
在老家的时候，我常常发呆。上次回老家时，我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这些年的选择是错误的。看到表妹的生活，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——不像前几年回老家，最近都觉得无法逃离北上广，毕竟北上广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我更习惯更能接受的生活方式。
这次回老家我并没有像上次一样茫然和迟疑。
这次我看到了一大片金色的麦田。走过玉米地，见到了路边种的花生、葡萄，坡里视野一览无余。原来我就是半岛平原长大的孩子。丘陵地带，大山环绕着乡村与农田。湖水波光鳞鳞。这里就是中国的意大利和洛杉矶。田野上飘着懒洋洋的白云。风吹弯了草，野花四散。不时有驾着农用车的农民。由此可知为什么我爱不上柏林，受不了一马平川没有山的城市。
看到大朵的月季花。随处都有。在老家，没有一丝忧伤。忧伤都被阳光晒化了。这里的能见度又很高，在北京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蓝的天了，天上还飘着大朵的云。
我睡得很踏实，一觉到天亮，直到七点半表妹敲门。晨起听到窗外小鸟唧啾，洗脸刷牙整装，心里没有一丝阴影，踏实笃定。这样的舒服，可能真的只有小时候才有过吧。如今居然再次体会到了，居然也说不出来什么话。
表妹带着她6岁的儿子和我一起去摘野桑椹。我们开车来到一座村庄，那些桑椹就在村庄路边上的树上长着。我们伸手去够，明亮而强烈的阳光透过树叶晒到身上和脸上。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桑椹，又大又甜。手上都沾满了深紫色的汁液。我们边走边摘，一座座可爱的房子散落在乡间土路和众多树中间，每家每户的门上都贴着春联，颜色鲜艳。还有些一看就久无人居，杂草茂盛。不少人家门前都种着石榴树，此时正是石榴树开花的季节。我想起一句多年前看过的、忘了是谁写的诗“身子高高的你，高过这个民族的高度/身子飘飘的你，飘过开花的石榴树”。
在金黄的田野中央，有棵杏树。上面缀满了柔嫩的杏子。像电影剧照。但它近在眼前。
这里真的很像欧美的小镇小地方。这几年每家每户都买了车，小城的公交系统不发达，真的需要开车去上班，开车去上坡（去田里），或是去做些别的什么。这里既没有咖啡馆也没有太多茶馆。这里不喝咖啡也不怎么喝茶。二姨夫和三姨夫爱喝茶，我给他们在北京的连锁店里买了点今年的新茶，他们就很高兴。
但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海鲜。我们一起去逛海鲜集市。每天傍晚开市，黑天就收摊。这里有衣着鲜艳的摊贩，漂亮的姑娘，淳朴的小伙子，我们山东人就是这么直爽，表妹的儿子拽着她闹，路人，一个胖大叔看到，冲他说，“小兔崽子，电话多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哈哈，逗死我们了。
晚上，表妹做了一桌菜，还开了一瓶红酒，叫来了我们共同的幼儿园兼小学同学华东。华东跟我是一个村子的，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和小学，直到我上完小学二年级来北京上学。我初中假期回老家时带了几本书，他还向我借了其中一本，是加缪的《局外人》。我们都有点喝多了，四个八零后。我们说着社会时政问题，感慨着自己的未来。我妹夫说他从来没过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他的选择都是家人给他选择好的了。华东说他你想干什么，放手去干，现在咱们都三十多岁了，已经长大但还没老，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。我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，跟他们说了一下，他们都说支持你，你想生活在哪里都可以。
“你知道吗你叛逆得很呢。”我送华东下楼，他突然对我这么说。
我有些惊诧，立刻转换话题：“你看，天上有星星。”
“你每句话都像电影台词。”他又说。
“好好的，这次你回来，我感觉特别好。我感觉你真的回来了。不像上次，那次你显得很累，好像心不在这里。你现在真的在。”他走之前对我说。
我跟着二姨、三姨、四姨和我妈去给姥姥上坟。干躁、炙热，临近中午时分。我们一行人走在田垄里。麦子金黄，很快就得收了。花生长势也很好。我们给姥姥烧了纸，分别磕了头，我妈哭了，一边磕头一边泣不成声：“娘，好好的，你怎么就走了，还没孝敬呢，你就走了……”我们站在四周，我费力地把我妈拉起来。又去给爷爷奶奶和我爸的坟烧了纸、磕了头。
回去的时候，她们给我讲姥姥和姥爷的爱情故事。我姥爷家原来还可以，有几十亩地，后来姥爷的父亲病了，久治不愈，只好变卖家产，最后沦为赤贫。姥爷的妈妈去给人家当保姆，姥爷小小年纪去要饭。姥姥家比较有钱，他们两个好的时候，家里反对，姥姥谁的话也不听，就看中了姥爷，觉得他“对心思”。这么一好就好了一辈子。“你姥姥选的对啊，你姥爷特别能干，什么都会，手也很巧。”
她们又说起我的太姥姥，她死于我四岁的时候，死于鼻癌。我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，家里人都会从屋里扔出大量的流满血的手纸。那些粉红色的粗糙的手纸上布满了红色的血迹，令我记忆犹新。
她们说太姥姥长得好，模样好，细高挑，心灵手巧，她绣的花做的花样儿无人能及，我们家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赶得上她的。又爱干净，八十多岁了还自己洗内裤，决不让人帮，直到她去世。
从老家回来后，我们一起去了一次上海。在上海看一个展，其中有一个展厅在放Ben Rivers的作品《远方乐土》（There Is A Happy Land Further Away) ，里面有个女声一直在读亨利.米修的诗。视频里是在瓦努阿图共和国的景观。记得的场景是大雨倾盆。小猪在吃奶。一个戴墨镜微笑着的女孩。
我们一起吃了很多次brunch，还去看了几次展。和朋友们一起吃饭，甘鹏说我看起来无忧无虑，像少年的时候。上海一直在下雨，我们路过一片高大的椰子树，完全不像上海，像海南。虽说海南我没去过吧。
随后是闷热而压抑的北京夏天。我知道我还将回到柏林，重返我未尽的生活。想起来我就一哆嗦。这里和柏林简直是两个世界。每天住在家里，有时候带着孩子，大部分时候是我妈和我弟帮我看着，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听音乐、看书和出门会友。有那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见，有那么多新鲜事需要我补上。我参加了一场诗会，看了几场电影，看了几场展览，听了现场音乐，和诗友在咖啡馆里读诗，吃了无数家餐厅，彻底把在德国亏待了的味觉给弥补上了。我还感受到了来自心灵的冲击，思考人生都算轻的，基本上是重建地基。
“无与伦比。”我说。
我还说，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切。夜晚的鼓楼。坐在便利店门口看工人修路。那些默默无言的对视。那些美好。
在夜晚，我戴着耳机，躺在地上听Radiohead、blur、Juliette Greco、Janis Joplin和The Velvet Underground，像无数个青春期的夜晚。我简直太高兴能重返我喜欢的生活方式了。你只有失去后才明白可贵。在夜晚，我去酒吧喝酒。在夜晚，走过鼓楼的胡同。每一步我都更确信：无论在哪里，我都要按着自己的意愿生活。
亨利.米修的诗里写，“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重逢！？”
（摄影：Coca）
